一个大学生被骗入传销组织有多容易?只需要某个不熟悉的同学说“有工作,工资4000多”。25岁的毛晓璐就是这样被骗走的。
而一个父亲要把女儿救出却艰难百倍,并要依赖种种运气。好在毛晓璐的父亲毛明军做到了。本以为人救回来,事就结束了。但几个月后,毛明军发现,那段经历给全家人带来的阴影远未消散。
(资料图片)
文 × 陈龙
编辑 × 雪梨王
从传销组织出来大半年,2023年春节过后,毛晓璐终于找到了一份银行的工作。没上几天班,她又被分配到了离家几十公里处一个相对偏僻的支行,需要“在一个农家院里住宿”。
全家人合计了下,决定让毛晓璐辞职。大半年前误入传销组织的经历,让父亲毛明军有了心理阴影,他不敢让女儿走得太远。
阴影一直都在——几个月后,毛明军还记得视频通话那端,戴着口罩的毛晓璐。
“你把口罩摘下来,我看看你脸上的疙瘩(痘痘)下去没有?”隔着手机屏幕,毛明军要求。毛晓璐刚摘下两秒,旁边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:“把口罩戴上!”毛明军心里一哆嗦,他确定,女儿被传销组织控制了。
这之后,为避免女儿受伤害,他开始在微信、视频通话中“配合她的表演”。
彼时的毛晓璐刚刚毕业,她的整个25岁,都被传销吞噬了。
控制
误入传销组织的消息是在2022年5月13日传来的。
晚上九点多,毛明军接到学校辅导员的电话。彼时,毛晓璐刚“出门打工”两个月。电话里,辅导员告诉毛明军夫妇,有两个同学刚被山东临沂警方从传销组织的窝点解救出来。两人说在窝点见到了毛晓璐,但在警方捣毁该窝点的前几天,毛晓璐“已经被转移走了”。
25岁的毛晓璐原本会在6月,从河北一所本科院校毕业。也因此,刚过完年,她就忙着找实习单位了。3月2日,毛晓璐告诉父亲,要跟同学去秦皇岛打工。两天后,她又跟父亲说,秦皇岛本地工资只有2000元,一个同学给她介绍了份山东临沂的工作,工资4000元,“还可以带家属一起去”。
毛明军没在意,他觉得是好事。
3月5日,毛晓璐坐火车离开秦皇岛。不久,她给父母发来一个定位,显示到了“山东临沂市兰山区”。那之后,毛晓璐再也没给家里发过信息。十多天后,毛明军开始起疑。他问妻子,女儿去哪儿了。妻子纳闷,“不是上临沂了吗?”可毛明军总觉得不对劲。
同校同学表面介绍工作,实则是传销诱饵。
接到辅导员电话后,他马上给女儿打电话。“大闺女,你是不是被骗入传销组织了?”毛明军直截了当。女儿否认,说自己在学校学习。
毛明军隐约想起,此前屈指可数几次和家人的通话,毛晓璐都用打字或语音交流,“说话都不是她的口气。”偶尔的视频通话,也都戴着口罩。毛明军听人说,陷入传销组织的人随时会被看着,行动、说话,甚至想法都受控制。
其间,毛晓璐还以“准备考研”“报考研补习班”的名义,向父母要了7万元钱。这7万元,是毛明军和妻子东拼西凑来的。
毛晓璐说服父母的理由之一是,“这份工作,我一个月工资4000,人家(有硕士学位的人)1万。等我考上研,硕士毕业,一个月1万多。一年就能把这钱给你还上。”2022年4月10日,毛明军微信给女儿转账。那之后,毛晓璐基本不跟家里联系了。
从5月13日起,毛明军开始谋划着解救女儿了——他先是到秦皇岛市海港区某镇派出所报案。几天后询问进展,对方说,“不够(条件)立案”。毛明军不能理解,他说女儿3月5日出门,两个多月毫无音信。终于,在所长的帮助下,案子立上了。但民警告诉他,经过查询,毛晓璐“没有买火车票的记录,也没有住旅馆的记录”,“一点线索都没有”。
实际上,毛晓璐一直有搜集车票票据的爱好。当时从秦皇岛前往临沂的高铁票,她一直夹在驾驶证里,至今保留着。
偶尔视频对话里的毛晓璐,始终戴着口罩。
“配合表演”
毛明军“魔怔了一样”,吃不好也睡不好。
他每天翻手机,找人打听传销组织“内幕”。网上联系到的几个反传销人士告诉他,“进入传销组织的人,只要家人不着急,他(她)永远都不会回来。”曾在媒体工作的外甥了解情况后也说,“老舅你必须得找,不找这孩子不会回来。”
但毛明军没那么多资源和办法,这个53岁的男人甚至很难为自己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——这几年,他经常在秦皇岛打零工,在工地上搬水泥、钢筋、钢管,每天收入在100元到150元之间。因为家里有亲戚在北京做建筑工程,所以毛明军的两个孩子所学专业都和建筑有关。他想着,也许以后能让孩子去亲戚那儿工作。但2022年亲戚经营状况不佳,毛晓璐只得自己出门找工作。
“找不回女儿,我宁可死在外头。”毛明军暗暗下了决心。
他原本想在5月动身去临沂,可听说当地有疫情,去了要隔离,因此耽搁下来。那段时间,毛明军一直跟女儿保持联系。有人提醒他,进了传销组织,干什么事旁边都有人看着。于是,为数不多的几次通话中,毛明军夫妇只能小心翼翼地说话,装作不知道女儿的危险处境,“含着泪往下‘演’”。电话打通了,他大多会寒暄几句,“大闺女,上学怎么样”,再叮嘱“好好学”,或是关心下“吃了什么”,“想吃啥买点,没钱了跟爸说”。但实际上,他已经囊中羞涩到掏不出钱了。
6月10日,距离毛明军报警过了一个月,秦皇岛、临沂两地警方毫无消息。他多次致电临沂警方,对方一直劝他,“不要过来。”毛明军又再次询问女儿“在哪里”,毛晓璐发来了一个“南京江宁区吉山考研小镇”的定位。
毛晓璐给父母、好友发来定位,但却拒绝进入位置共享。
一天傍晚,毛明军找侄子商量,打算次日开车去南京找女儿。临走前,他找当地神婆算了一卦。“大仙儿说,明天不是出行吉日,让我四天后再出发。”
就在等待的四天里,一位亲友找人做了通讯定位,确认毛晓璐还在临沂市罗庄区。
6月20日,毛明军决定去临沂。为了让临沂警方配合,也为了避免去后被隔离,临走前,他去老家派出所开“寻女证明”,哭闹了好一阵才办成。
夫妻俩,加上毛晓璐的姨父和两个司机,一行五人连夜开车前往临沂。
“情报”
23岁的山西人李桑和毛晓璐被骗进了同一个传销团伙。也正是他,在被解救后提供了毛晓璐误入传销组织的消息。
李桑是被老同学“骗”进组织的。2022年3月,他突然收到来自专科寝室室友付某的问候。从那所专科学校毕业五年了,他们基本没什么联系。此前李桑失业后再也没找到工作。得知了李桑的情况,付某邀请他去临沂“见见面”,“玩上一个礼拜,说不定还能找一份工作。”
3月3日,李桑坐高铁到达临沂——从时间线上看,只比毛晓璐早了两天。而他们一同陷入的,是北派传销的经典品牌“蝶贝蕾”。该组织曾是公安部挂号的大案,早在2006年,涉案者就多达50余万人,涉案金额20亿元。
5月中旬,组织内一个男生的家人找临沂警方报了警,警方根据线索摧毁了该窝点,李桑跟着获救。同时获救的,还有一个叫罗帆的姑娘。罗帆也是在石家庄找工作失败后,被同学王某蓉以“有份在天津的工作还不错,项目迁到了山东,刚好还缺人”为由,骗到了临沂。去窝点之前,三男一女陪她逛了两天街,摸清了她的底细。
见面前,传销人员会故意失联,考察被骗人性格并消耗其精力。
被解救当晚,李桑告诉罗帆,“毛晓璐好像也是你们学校的,她被骗了7万块钱。你进来之前,她已经被转移到另一个‘家’(窝点)了”。罗帆把自己和王某蓉共同认识的朋友问了个遍,确认毛也是被王某蓉骗走的。
罗帆既不认识,也没见过毛晓璐。而王某蓉在窝点里陪罗帆待了一个星期后,就消失了。5月12日,罗帆从派出所出来后,王某蓉在微信上问她,“安全到家了吗?”罗帆回复,“什么样叫安全?”对方没再回复,并在朋友圈屏蔽了罗帆。
解救
这趟出门寻女并不容易。6月21日至24日,毛明军在临沂罗庄区找了6个派出所。6月21日,派出所先把他们带去一个之前被端掉的窝点,又带着他们走了三四个村,毫无结果。23日,民警带他们见了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。“警察说,这个人是做民间反传销的,你给他点费用,他们找人比公安还快。”民间反传销,一般价格在2万元以上。此前,毛明军也在网上找过几家反传销团队,有的开价2.5万。“我对天发誓,我已经一分钱拿不出来了。”毛明军说,“我就相信政府,我相信人民警察,我不相信这个。”
他不理解,既然已经确定人就在罗庄区,秦皇岛、临沂两地为什么不花工夫找?他曾向警方建议,把女儿照片发给各大队(张贴),“她看到之后就可以直接报警。”但民警根据以往办案经验告诉他,“你可千万别让她知道。她要是知道了,更不想见你了”——被洗脑后,大部分受骗者会听从传销组织指挥,躲避家人,有的即便被找到也拒绝回家。
6月24日上午,毛明军夫妇去了临沂市公安局,被拒绝进入。随后,他们去了彭坡村,决定自己蹲守。蹲守无果后,毛明军再次找到警方。
“我女儿3月5号出来,到6月24号,已经110天了。”毛明军不理解为什么不出警,接着他放出狠话,“不给我找着,我就死在这里。”当天傍晚6点多,四名民警终于和毛明军、毛晓璐的姨父再次去了罗庄区彭坡村。
那是一个看起来挺富裕的村子,道路两侧净是路灯,也有不少监控设施。天线、路灯、树木,都像极了此前的一段录屏——听说毛晓璐误入传销组织后,同学黄碧晨给她打过视频电话,通话时长8分20秒,黄碧晨保留下一段6分20秒的录屏。视频里,毛晓璐穿着浅紫色T恤,扎着头发,戴着口罩。在仰拍视角里,可以看到沿路贯穿着十几根电线,道路两侧种着树,每隔一段有白色路灯。
录屏视频的背景,成了毛明军找到女儿的关键线索。
民警身着便衣,在村长陪同下搜了一圈,没有找到线索。他们担心毛晓璐又被转移走了,于是请村长调出监控。一个多小时的监控中,毛明军一眼发现了女儿的身影。“我女儿骑着自行车出来,后座上带着一个女的,后边一个男的骑着电动车跟着她们。”村长称,这些不是村里的人。
民警很快找到了可疑的院子,并呼叫了增援。敲了几分钟门,没有动静。接着,警方破门而入,大喊“趴下”。“里面十几个年轻人,都抱头蹲在地上。其中有两个女生蹲在一起,低着头。”虽然光线不好,毛明军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女儿。
当天晚上,毛晓璐等十几个人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。路上,妈妈一直拉着她的手,像是生怕她再跑了。警方原本让他们再等两天,但第二天,毛明军就急匆匆把女儿带回了秦皇岛。“我宁可(7万块)钱不要了,也必须把她带回家。”
窝点
被救回家的很多天里,毛晓璐闷闷不乐。她的手机、身份证都丢在了传销窝点。刚回来的一个星期,她几乎不与外界联系。毛明军屡次想问女儿在传销窝点里的情况,她都沉默或避而不谈。
“旁边都是派出所,你自己不会跑吗?”妈妈试探地问了一句。
毛晓璐有些委屈,“我没见到派出所。我出去的时候,他们(传销人员)一直跟着,带我们走小路。”许多天后,她向记者描述,她进入窝点的第一天晚上,手机就被动了手脚。此后,“蝶贝蕾”传销组织以听课、考试等理由不让她走,并不断洗脑让她接受传销的那套观念。她想过逃走,但院子大门一直锁着。和家人打电话、通视频,会有两名传销人员带她出门,一直跟着。
“我平时自己一个人习惯了,不喜欢被监视,所以一开始反应挺大的,但是你架不住他们(的气势)。”毛晓璐说,后来为了安全,她开始假装顺从,“我坚信,不管多久,家里肯定会有人来找的。”
和外界通话时,遇到棘手的对话内容,身边的人就会把手机麦克风关掉,教毛晓璐怎么说。“(他们)告诉我这个话不能说,这个问题不能回。”几次与父母、同学发送位置或“位置共享”时,传销人员也使用了虚拟定位软件,发出错误的定位“南京”。
那个“家”里的领导只有25岁,十几个年轻人每天进出、行为都听他的。“他们的目的,就是让我们像他们一样继续去发展下线,邀请更多人进来。”“家”里的女生都是极少数,但女生“拉新”却要比男生容易得多。为了防止周围邻居怀疑,传销人员会用不同手机在窗边和院子里播放音乐、打游戏的声音,“让其他人听不到里边在干吗”。
渐渐的,毛晓璐相信了“产品买得越多,升级就越快,下个月拿钱就越多”的模式。她觉得投资这7万后,未来她真的可以赚到数十数百万,“他们说,等我以后邀请别人过来,卖出多少套之后,级别够了,就可以当领导了。”
口头上,“蝶贝蕾”是一款护肤品——但它永远停留在口头上,毛晓璐没见过真实的产品,那7万元买来的20多份“产品”,其实是20多张签完字就被收走的单子。
而到下一个月,她会收到一张手写的“工资单”,上面写着:“毛晓璐,工资1万元”。这张纸条会被传销人员拿走。一段时间后,毛晓璐开始对“赚大钱”的说法产生怀疑。等到遇到李桑,两人简单交流了一下,都表示了“想走”——这促成了李桑之后向毛晓璐的学校传递情报。
但彼时毛晓璐又掉进了另一个陷阱。“那个时候我已经把钱投在里边了,想等着,看到底能拿回多少钱。”于是,在窝点一个多月后,毛晓璐开始在手机上和人聊天(拉人)。学校很快察觉到她的异常,对其他同学发出了预警。窝点领导转变思路,让她用社交软件,去找陌生人聊天。
被困期间,毛晓璐也想过这些人做的事是不是违法,“但看起来,他们每天除了打牌就是听课、聊天,也没干什么。”她也知道父母担心她,但大部分时间,手机并不在她手上。传销人员有时会直接替她回复,“我现在连吃饭的自由都没有了吗?什么事情都要问,什么事情都要管!”——类似“直怼”的回复,毛明军夫妇收到过许多次。
不能和父母说实话,甚至要欺骗他们,这给毛晓璐带来了心理困扰。但传销人员会立刻做“心理辅导”,“他们会说,你这么做只是为了以后能生活得更好一些,能赚更多钱,那才是对得起你父母。”
窝点虽然人员密集,但流动性很强——他们只有很少的行李,一旦发现风吹草动,可以立即转移。3个多月里,毛晓璐先后待过5个窝点。每次都是下午通知,晚上出发,会有男人骑自行车将她带到下一个“家”——获救一个多月后,毛晓璐还是习惯称待过的传销窝点为“家”。有的窝点间骑自行车只需十几分钟。
阴影
“我从没想过要考研,是他们(传销人员)说的。”毛晓璐说,那次和黄碧晨8分多钟的通话,也是传销人员安排的,“他们让我给她录个视频、发个照片、打个电话,再抱怨一下,说心情不好什么的。”毛晓璐解释,“这么做,是为了把考研的事坐实,让家人朋友不要来烦我。”
在临沂的三个多月,她感受到这里传销组织活动的密集,“就算是找到这个地方,他们还会转移去下一个地方,还会再扎根”,“根本清除不尽”。
由于大量传销人员同时也是受害者,根据目前法律,各地警方在清理掉一个窝点后,如果没抓到组织骨干,只能在24小时内将传销人员放了。许多人一转头,就再去从事传销。
辗转多个传销窝点的过程中,毛晓璐见过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——一个出生于2002年的四川男生,当兵退伍后,被初中同学骗进东北的传销窝点,投了9万元。尽管一分钱没赚到,但他仍然相信传销套路,在东北待了几个月后,又来到临沂,再次投资。还有一个已经考上研究生的人,“他投了钱。但他告诉我他想走。我问为什么想走还要投钱。他说不知道为啥,跟那些人聊着聊着就相信了。”
女儿回来后,毛明军没责怪过她。他曾尝试问女儿,“那7万块钱给哪儿了?”女儿只回答“不知道”。毛明军就没多问。
看到女儿情绪低落,找不到工作,毛明军很揪心。
原本以为人救回来,事就结束了。但看到女儿回来几个月了,每天吃完饭就回到自己房间刷手机,毛明军担心起来。亲戚曾介绍了一份工作,毛晓璐嫌工资低,拒绝了。毛明军觉得,传销洗脑的阴影和创伤还在,“思想没转变过来,遭(损失)了一大笔钱,她心里有压力。只想着赶快挣大钱,眼光高了,两三千块钱的工作看不上。”那段时间,他频繁求助身边那些看上去有些门路的人,“能不能求您帮我女儿找个工作?”
不久前从银行离职后,毛晓璐又恢复了宅在家里的生活。毛明军原本想着,该让女儿去大学里演讲,“讲讲亲身经历,让千家万户的大学生都别再受传销的骗”,但眼下,他只希望女儿心里的那块阴影能慢慢消散。
(文中人物均为化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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